1930年9月，在柏林大学的新学期开始了。

    我找到数学分析的教室，推门而入，能容纳六十人的阶梯教室已经坐了大约四十多人。男生占比绝大多数，女生只有我一个。

    我选择了第三排靠窗的位置，这个位置光线充足，与黑板距离适中，能观察到整个教室的动态。

    几个刚走进教师的男生在我前排坐下，回头瞥了我一眼，眼神中是毫不掩饰的好奇。

    “女的？数学系？”

    “她看起来年龄很小”

    “听说这届招了三个，另外两个在隔壁班”

    “能坐在这里，至少abitur成绩应该不差吧”

    “成绩好又怎样？女人学数学，最后还不是要回家生孩子？”

    到了九点整，教授准是踏入教室。教授是奥托·冯·维兰德，五十岁左右，灰白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深色西装，金丝眼镜后目光锐利。他的着装符合保守的中产阶级教授的特点。

    他放下讲义，视线扫过教室，眉头微蹙了一下。

    “欢迎来到数学分析，这门课是数学系的核心基础，它将检验你们是否真正具备严谨的思维品质。在过去几年，我注意到了一个趋势”他停顿，“越来越多的学生，尤其是那些不适合高强度抽象思维的学生，盲目选择了数学系，最终不仅自己痛苦，也拉低了整体的教学标准。”

    教室里完全安静下来，几个男生交换了眼神。

    “数学”，维兰德教授继续说，手指指节轻轻叩击讲台”需要绝对的逻辑清晰，抽象想象力，以及持久的专注力，这些特质”他的目光扫过我，“在某些群体中的分布，从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角度，存在天然的劣势，这不是偏见，这是科学事实。”

    我翻开课本，看向节，听这些与数学分析无关的话语并无必要。

    “我知道现在流行一些所谓的‘妇女解放’论调，但作为教育者，我有责任指出，女性的大脑构造更适合感性、具象的任务，比如养育子女，照顾家庭，试图强行进入需要高度抽象思维的领域，对个人，对家庭，对社会，都是一种资源错配”

    坐在我前排的一个男生低声对同伴说：“听见没？教授说得对。我妹妹连二元一次方程都解不好”

    他的同伴轻笑“女人就该待在家里生孩子，到这里来抢男人的位置，可笑。”

    教授在黑板上写下了e-δ定义，我记下，并在旁边画了简单图像示意。

    维兰德教授开始讲解极限的严格定义。他的讲解清晰，逻辑严密，确实具备深厚的学术功底。在举例时，他选择了一个涉及物理运动的问题：“假设一个质点沿直线运动，位置函数为s(t)等于t的平方，我们需要证明当t趋近于2时……”

    他用这个例子演示如何用e-δ语言证明极限。讲完后，他看向教室：“有没有人能给出另一种函数的类似证明？比如f(x)=1/x在x趋近于1时的极限。”

    我举起了手。

    维兰德教授似乎有些意外，但还是点了点头：“请讲。”

    “对于f(x)=1/x，要证明li(x→1)1/x=1。给定任意e≈gt;0，我们需要找到δ≈gt;0，使得当0≈lt;|x-1|≈lt;δ时，|1/x-1|≈lt;e。”我的声音平稳，“|1/x-1|=|(1-x)/x|=|x-1|/|x|。由于x趋近于1，我们可以先限制δ≤1/2，那么|x|≈gt;1/2。于是|x-1|/|x|≈lt;|x-1|/(1/2)=2|x-1|。令2|x-1|≈lt;e，即|x-1|≈lt;e/2。因此取δ={1/2,e/2}，则当0≈lt;|x-1|≈lt;δ时，有|1/x-1|≈lt;e。证明完成。”